如果要评出一个南京大学，对中国当代发展做出过的卓越的贡献。我认为当仁不让的应属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发表的文章——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。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档口发表这样“激进”的文章，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！文章发表后，他对妻子说：“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，我准备要坐牢。”妻子说：“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，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。”看到这的时候，鼻子发酸，多么渺小的两个小人物的伟大对话。中国从来就不会缺有骨气有脊梁的人！由此，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，引发了全国性的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确定“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”。

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财经作家吴晓波写的，记录中国改革开放1978至2008年三十年间的经济发展史——《激荡三十年》。看完这本书，我的心情是激荡的，很想灌下一杯烈酒，仰天叹息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1979年，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在广州游历，得出结论：“以其他国家标准来衡量，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45岁以下，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。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，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，会较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问题，远为严重。”是啊，不敢想象。傻子瓜子在这一年建立，初期，老板年广久雇佣了12名员工，被人举报是资本家，是在剥削工人。在现在看起来可笑的事情，在当年，需要最高领导人邓小平，做出批示：先看一看。智慧啊，在阻力巨大，情势不明朗的情况下，用时间来化解愚昧的人们的困惑，这一招，邓小平此后多次用到。还得提到一个人，袁庚在蛇口建立了国家第一个经济特区。1980年，蛇口在中国第一个实行了干部、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度，1983年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、考评干部。1992年，袁庚退出蛇口管理层，至此，蛇口没落。超前的民主意识。作者这样评价，“事实上，每一个强大的个人，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，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。”在推行政策时，如果仅仅依赖于领袖的威信，而不是靠稳定的制度，那么这一定是不牢靠的，就像在沙砾上施工的建筑。一旦领袖离去，得不到制度保障的成果就会如沙砾塌陷，整个建筑轰然倒塌。

1980年，顾城的成名作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当时姑娘嫁人对男方的最高要求是配齐四大件“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、电视机”我爷爷说，当年他花了3个月的工资托人在上海买了一块手表，那在当时是相当洋气的值得炫耀的事情。核聚变物理专家陈春先，受美国硅谷的刺激，毅然放弃自己的研究，在中关村开办了第一家公司，立志将科技转变为产业。

1981年，中央下发文件，“打击投机倒把”。严禁个人未经工商部门许可，贩卖工业品。

1982年，北岛，“冰川纪过去了，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？”温州八名个体户被打击处理，罪名是“投机倒把”，号称“八大王事件”。这些先富裕起来的勇敢的人，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品。“八大王”之一的郑元忠在释放后，于90年代创办了“庄吉”服装有限公司。这是当时干得最出色的八名个体户中下场最好的一位。所谓时势造英雄，错过了时势而能第二次东山再起的就不是一般的人物了。这一年，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了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的国家战略。

1983年，邓小平说“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。刘永好家四兄弟全都考上了大学，却都在这一年下海，开始投身实业。这就是希望饲料的前身。是龙就不会困在小水池里，总会遨游于九天之上的。第一批“倒爷”开始出现，北京的是政策资源和权钱交易的中心，深圳的是因为有宽松的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。王石，这一年躺在深圳的铁路工地，头下垫着一本《大卫科波菲尔》，也是从这一年，他赚得人生的第一桶金。此后，“倒爷”纵横中国十余年，官倒们让人痛恨，腐败蔓延必然出现的衍生品。义乌和温州开始出现专业的市场。在天高皇帝远、交通不便、资源贫瘠的地方，计划经济无视市场经济对它造成的“伤害”，反而市场经济能得到很好的发展。

1984年，公司元年。邓小平第一次南巡。海南岛等第一批沿海城市设立为开放特区。

1985年，开始兴起留学热，至年底，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达到3.8万。

1986年，乡镇企业崛起。温州兴起“抬会”，民间的集资活动。其实2001年我初到台州，这里仍然还有这种“会”形式的集资。当时温州一名叫郑乐芬的农村妇女，因为人缘好，做的抬会规模最大。被当做典型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。这是时代背景下的悲剧。现在相对应的罪名应该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是非法集资罪。其实罪名设立的目的是维护国家金融部门的绝对垄断，确保国家能最大限度的操控经济。当下争议很大的“吴英案”，经济界、法律界的知名学者都极力反对国家对以“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、集资诈骗罪”对其判处死刑。时代悲剧不可以一再上演啊。对经济犯罪和政治犯罪判处死刑是一种野蛮的行为，某些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。崔健在北京演唱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脚下的地在走，身边的水在流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为何你总笑个没够，为何我总要追求，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一无所有......”当时流行音乐匮乏，可是人们心灵干涸，需要文化的滋润。年轻人们压抑已久。作者这样描述“这是一个直指心灵的声音，它沙哑而高亢，愤怒而温情，它的每一个音符从远处奔袭而来，直接穿过所有年轻人的肌肤，跟血液融合在一起，然后温暖无比地爆炸。”

1987年，已经43岁了，仍旧一无所有的任正非和五个朋友合股凑了2.1万元组建了华为公司。现在，名满天下的华为公司已经不用我多做介绍了。

1988年，倒卖国库券的杨怀定成为第一批从事资本投机的百万富翁。

1989年，海子“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”海子自杀。大量乡镇企业倒闭，各大城市第一次出现民工进城务工潮。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，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万家。出现新名词“三角债”。华南工学院同窗共读的三个大学生李东生领导tcl、班长黄宏生创办创维、陈伟荣领导康佳。这是什么情况，一个班上有三名同学成为中国彩电业的大佬。难以想象，时势造英雄，第一说明当时人才的奇缺，第二说明当时大学生素质好，第三说明当时大学教育强。史玉柱创立巨人集团，展现出其豪赌天性和天才的营销才能。

1990年，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独立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，东、西德国统一。早期温州商人在商业上表现出来的智慧与狡黠，将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狡黠和血腥，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是一个缺乏善恶感的时代，在摆脱贫困这个时代主题面前，一切的道德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
1991年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已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日薄西山了。狂人牟其中，成名作是罐头换飞机。这不是个实业家，是一个冒险投机分子，一个高智商的浪漫主义赌客。仰融曾经向人背诵过莎士比亚的一段名言“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，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直往前，一定可以功成名就，要是不能把握时机，就要终身蹭蹬，一事无成。”这一年，生活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我感觉企业仍是一片欣欣向荣，还是有厂矿自豪感的。厂里医院、小学到高中、电影院、体育场等等设施都还不错。生活区里，大家都是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子弟，子弟们还是可以顶替退休的父辈谋得一个岗位。进入厂矿在当时的社会还是一个不错的出路。只是大家都很穷，还不能餐餐都吃肉。

1992年，邓小平南巡讲话，肃清意识障碍，使经济改革得以蓬勃迅猛发展。早年华尔街的名言“把自己变成野兽，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。”

1998年，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，我都将一往无前，义无反顾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----朱镕基”

2000年，“太湖之祸仅仅是中国水体污染的一个缩影。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沉痛地透露，目前水污染已经逼近危险临界点，全国七大江河除了干流因水量大而水质尚可外，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。国家花费十年时间、巨额投资的努力和成果已被后来流域内的重新污染所抵消。如果不有效地治理水污染，我们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，就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和谐问题。”19年后的今天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中国，造出四分之一个亚马逊雨林！

2001年，申奥成功、男足出线、加入世贸，这一连串的大喜事齐齐挤到了2001年，令中国人在新世纪的伊始就赫然有一种大起的感觉，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、幸福和满足感。

2002年，学者刘姝威出于正义揭露蓝田董事长保田玩弄股民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，结果被蓝田公司以***告上法庭，得不到外界力量声援的她独自一人面对强大的蓝田公司的挑衅。最终，保田被公安机关拘传接受调查。刘姝威被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。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，她说“集体失语，是一个民族的悲哀。”是啊，当你面对邪恶势力侵犯他人正当权利时保持中立，其实你就已经站在了邪恶阵营一方。当轮到你自己的正当权利被侵犯时，你还能指望有谁能挺身而出吗？不要怪自己的民族堕落了，不要怪自己的民族没有道德了，让我们先从改变自己做起，正是由无数的我们构成了民族的品格。

2005年，93岁的白芳礼去世。“总有一种平凡，让我们泪流满面。”这个骑三轮车接客的老人，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捡来的，1987年至2002年几十年间，靠骑三轮车载客的收入资助贫困学生，共计捐款30余万元。在这个黑暗的商业社会让我们看到了道德的伟大。

总的来说，这本书中讲的历史，是挺残酷的。把时空拉长，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渺小。然而，具体到每一个人，每一件事，就绝没有这么轻松的感觉了。历史没有如果，把中国的发展拉开到30年这样长的时段看，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很成功？但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，中国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。每往前走一步，都显得那样的艰难。中国的物质进步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。我们应该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新生活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我们的贡献！   

仙林学生公寓  史英祥